在歌廳舞臺上，她是風華絕代的傳奇女伶「派娜娜」；在檔案裡，她是政治受難者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當父親陷於囹圄，原本擁有留學夢的她，被迫在聚光燈下與威權體制周旋，成為被監控與利用的對象。本文將透過政治檔案的解密，揭開這位原住民歌后如何在無形的牢籠中生存。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破碎史，更是白色恐怖下，受難者家屬被歷史遺忘的另一種受難真相。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副研究員　徐紹綱

被遺忘的另一種受難：從師範生到歌廳女伶

當我們翻閱白色恐怖的政治檔案時，目光往往聚焦在那些被逮捕、審訊、定罪的政治犯身上。然而，在這些沉重的案卷之間，還有一群人的故事幾乎被遺忘——他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他們沒有被關進有形的牢房，卻同樣活在無形的監牢之中。當親人入獄，他們承受著外界的監控、標籤與生存的壓力，這種苦難難以向外人訴說，也鮮少在歷史敘事中被看見。他們多半只在補償程序中被短暫提及，成為制度性賠償的對象，而非歷史的主角。

在這些被忽略的名字中，有一位原住民女性——高菊花，她以藝名「派娜娜」為人所知。她的故事，是監獄之外的另一種受難與堅韌。

高菊花，本名Paicu Yata'uyungana，和名矢多喜久子。高菊花(Kao Chu-Hua)是其漢名，藝名為派娜娜（PANANA）。畢業於臺中師範學校，原本有著光明的未來。她的父親高一生曾於1945年擔任阿里山鄉長，是當地備受敬重的知識份子。在求學期間，高菊花接觸了現代音樂，畢業後曾在阿里山國小任教。1952年，她甚至已經申請好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

然而，命運在此刻急轉直下。父親深陷政治案件的囹圄，家庭頓失依靠。為了維持家計，高菊花不得不放棄留學夢想，投身歌唱事業。她以「派娜娜」作為藝名登上舞臺，從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成為歌廳舞臺上的傳奇女伶。

聚光燈下的她光彩奪目，但這份光彩背後，是一個家庭的破碎與一個女子的無奈。

檔案中的監控軌跡

我們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檢索，所查得高一生相關政治檔案多達372筆，涵蓋34案卷、338件（圖1），足見他在威權時期遭受長期監控。相較之下高菊花的檔案規模較小，但仍可見情治單位的持續關注：以本名檢索有14筆目錄，共計11份案卷，3個案件；以藝名「派娜娜」檢索，還可以查到另外6筆，包括5份案卷，以及1個案件（2026年9月檢索結果）。從父親到女兒，從本名到藝名，檔案在不同名目下延展成一條連續的監控軌跡。這些靜態的公文內，記錄著一個家庭如何在威權體制的陰影下生活。

第一份檔案：被指控的師範生

第一份與高菊花相關的政治檔案，是1947年臺灣省警務處的調查案件，案名為〈可疑分子考管——林海濤、賴永華、張盤如、高菊花等案〉（圖2）。這起案件源於新竹市警察局逮捕相關共產黨人士後，經訊問供出其他參與人士。警務處隨後要求臺北縣、臺中市警察局查明，其中涉及臺中師範學校教員及臺中省立第二中學學生的活動情形。

根據被捕「共匪」蘇吟華的自述筆錄，提到高菊花曾為共產黨工作（圖3）。然而，整批調查結果皆為自述、口供筆錄，並無其他有效事證。這份檔案，為高菊花日後長期被監控埋下了伏筆。

第二份檔案：被利用的愛情

第二份檔案更加離奇，名為〈高德瓦油輪處理案〉，時間是1954年至1956年間（圖4）。韓戰（1950-1953）之後，有一艘經西太平洋前往北韓的船艦被臺灣海軍攔截。船員中有一位波蘭籍的年輕共產黨幹部比那魯克，他是高德瓦郵輪的黨書記，被認為是「堅強之共產黨員」。

檔案記載，比那魯克原本堅決返國，「唯自與羅夢娜歌女派娜娜相戀後，對投奔自由及返國已生矛盾心理，現已表示願考慮投奔自由但尚未決定」。政府打算「利用其戀愛矛盾心理，加強正面及側面之誘導與說服」，「更以美滿家庭及自身事業前途為鼓勵，堅定渠對派娜娜小姐之愛情，促渠早日表明態度」。

高菊花後來在口述歷史中談到這段經歷：

同樣在羅夢娜，我常見到一位外國人來聽歌，還有一位美國海軍軍官跟他一同出入，後來他們裡頭又多了一位掛星階級的臺灣國防部將領。那個將領來找我，說他查了我的背景，還講我父親的事情給我聽，然後又說，本來要到我山上的家裡、我租屋處以及工作的地方大肆搜查，只要跟我有關的東西都要沒收，但如果我幫他做事情，就不會沒收。要我幫忙什麼事呢？話說韓戰（1950-1953）之後，有一艘船艦經西太平洋要到北韓，被美國空軍發現，把船上的人抓起來，俘虜裡頭有一位是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很年輕，美軍要利用他，就給他一些好處，讓他在臺灣挑個他喜歡的女人。偏偏什麼女人不選，我在羅夢娜唱歌的時候，被那個波蘭人看到了，他就指著我說：「我要那個女人。」這下子糟糕了，別的小姐他不喜歡，指名要我。那些人查一查我的背景，就知道我父親發生過什麼事，我們是怎麼樣的家庭，所以，順水推舟，他們竟然要我陪那個人幾天。這就是要我幫忙做的事情。那些人還說，如果我能夠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而我當時則是這麼想，恐怕我早晚都是要被槍斃的，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

這份檔案與口述歷史相互印證，揭示了白色恐怖時期的情治系統如何在冷戰國際局勢下，將政治犯家屬納入治理與操作的範圍。高菊花並非案件當事人，卻因父親的政治背景，成為情治單位可被運用的「工具性角色」。她的人身自主、情感乃至日常生活，都受到威權體制的壓迫。

第三份檔案：被迫的自首

第三份與高菊花相關的檔案是在1970至1972年間，調查局發動的〈靖山專案〉（圖5），臺北市處依令約談涉案人員。事件的起因源於當年高菊花的父親高一生曾組織讀書會（進修會），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以此情資開始約談參與籌辦、當時就讀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簡易師範科（山地班）第一屆的鄒族學生及其他相關人士，隨後將案件擴大為「已決犯高一生領導之蓬萊民族解放同盟會及讀書會等組織」並向上級呈報，並將此案擬定代名為「靖山專案」，開始調查當年的畢業生。由於當事人態度配合，調查局在徵得國安局同意後，准許其以「補辦自首」的方式免除刑責、改為列管。

隨後，臺北市處將相關自首資料移交警備總部完成法律程序，並將此案列為功績，向調查局呈報了參與該專案的「出力人員」名冊（圖6、圖7）_。這份檔案揭示了威權體制如何透過「誘使自首」的手段，將民間知識分子納入國家的監控體系之中。

在〈靖山專案〉約談調查的過程中，高菊花從政治檔案當事人的家屬，轉而成為「自首分子」（圖8）。據她回憶：

有一次，問話的人還「請」我去警備總部設置在新店的某個單位，請我喝酒，吃很好的東西。我想說，完蛋了，這一次不能回家了，對我那麼好可能就是要槍斃我，幸好他們又放我走。最後，既然問了好幾年，都問不出什麼，直到1972年〔按：應為1971年〕，他們給我一張自首證，表示我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事情會沒完沒了，那我也只好聽命於人。這些罪狀當然都不是真的，但拿到自首證之後，此後真的沒有再被抓去盤問了。

無形的「小警總」

儘管自新自首的政治處理沒有造成當事人人身自由或性命的直接傷害，但在自首過程中，被傳訊者在情治人員的威逼利誘下，為求脫身只好配合偵訊人員擬定的情節回答，拍攝自首立誓的過程（圖9）。

美其名是政府寬大的處置，但「靖山專案」偵查對象廣布新竹、臺中、南投、嘉義等地原住民部落，涉案者多為教師，是地方的知識菁英與意見領袖，其政治效果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實際上，自新自首者在情治機關所留下的資料，會在當事人心中植入一個「小警總」，讓他們自我考核、自我管制。正如高菊花所說：「如果我不這樣做，事情會沒完沒了。」

檔案揭示的歷史真相

綜觀高菊花相關的三份政治檔案，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公文書的往來、情治單位的偵辦流程或程序性文件，更是威權體制如何進入私人領域、形塑個人生命軌跡的關鍵證據。高一生受難之後，國家對其家屬的監控並未隨案件結束而停止。從高菊花申請出國所留下的調查資料可以看到，相關單位仍持續掌握其身分、行動與遷徙情形，甚至將政治案件所形成的身分標記延伸至日後的出境審查與管制之中（圖10）。

這類檔案因此不僅記錄了某一項行政處分或調查程序，也反映政治案件對受難者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往往並不止於案件發生當下，而可能延續多年，進入其就業、遷徙、出國乃至日常生活之中。然而，也正因政治檔案多由情治、警政、司法等國家機關在特定政治環境下產製，其內容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機器的視角與權力邏輯。

因此，研究者在運用政治檔案時必須保持審慎，不僅要注意檔案本身的完整性、形成背景與產製脈絡，也必須參考其他來源的史料，使不同類型的證據彼此對話，避免將檔案中的指控、分類與政治標籤直接等同於歷史事實。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透過政治檔案進一步追索政治暴力的實際運作方式，理解監控體系如何形成，又如何透過身分標記、誘導、自首制度等各種手段，持續規訓人們的行為與生活。

讓沉默的聲音重新浮現

高菊花的故事提醒我們：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不只是那些被關進牢房的人，還包括那些在外界承受壓力、被迫改變人生軌道的家屬。他們在歷史中被壓低、被迫沉默，但透過政治檔案，這些聲音有了再次浮現的可能。

當年在舞臺上唱歌的派娜娜，歌聲明亮動人，但誰能知道，她的內心承載著多少無法言說的重量？那些華麗的演出背後，是一個女子為了生存、為了家人，在威權體制的夾縫中艱難前行的身影（圖11）。

今天，當我們重新閱讀這些檔案，不只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更是為了記住：在那個時代，有太多人被迫活在無形的牢籠之中。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被看見、被記憶與被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