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博物館「公共化 （Publicization）」（註1）的趨勢已成為進行式，當代博物館承載社會長久以來對公共性（Publicity）的想像並實踐之，其角色歷經從私人收藏轉為知識共享、社會教育與民主化的制度化場域。公共性隨著民主時代的大眾需求越發受到博物館的重視，我國以法令明訂博物館公共性，公共性成為被重視的博物館核心價值（賴怡利，2017）。當代博物館作為文化治理、社會責任與公共價值的實踐場域，無論是回應多元族群與跨域整合，多面向敘事與當代議題融入，或因應數位科技挑戰以擴展知識傳播方式，已然成為大眾與社會間對話的公共重要樞紐（Hub）。

在檔案館的發展脈絡中，亦可觀察到相對應的公共化發展歷程。賴清德總統於2025年11月17日國家檔案館開幕時表示，國家檔案館不僅展現政府保護國家紀錄及保存國人記憶的決心，更透過政治檔案開放的堅定態度，成為轉型正義新里程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25）。可見檔案典藏的重要意義，其典藏制度同樣應依循專業化與標準化的管理邏輯，以確保檔案之完整性、可追溯性與永續保存。但在數位時代與多元民主社會的背景下，檔案館長久以來所扮演的檔案保存與使用之傳統功能，在當代，已不只被期待作為「保存者」，更希望能夠成為「公共服務提供者」及「社會參與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