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流行音樂近百年的歷史中，無數經典歌曲曾因荒謬的理由遭到查禁——想念故鄉會「減損士氣」、哀怨曲調會「混亂視聽」，連歌名諧音都可能成為禁唱的藉口。從日治時期到戒嚴時代，這些被噤聲的歌曲見證了一個時代的壓抑與管制。直到1990年審查制度終結，創作者才真正擁有自由創作的空氣。回顧這段噤聲年代，是為了更認識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軌跡，並銘記這段不該重演的歷史。

臺灣流行音樂研究學者　徐睿楷

臺灣流行音樂從日治時期誕生到現在，有近100年的歷史，其中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經典歌曲，不同語言、不同題材、不同曲風的歌曲都有。聽眾可以單純享受這些優美的旋律與歌詞，但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它們的歷史脈絡，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臺灣流行音樂史的前60年左右跟政府審查制度有很密切的關係。臺灣人耳熟能詳的許多知名流行歌，即使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政治色彩，也曾經遇到審查問題或曾被禁唱。雖然臺灣現在沒有歌曲審查制度，但要了解臺灣流行音樂的歷史，就不得不去理解國家權力如何透過各種管制手段滲透文化生產，審查制度如何從戰時反應式機制逐步轉化為制度化的審查系統，影響過去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戒嚴初期：多頭馬車反應式查禁

日治時期雖然已經有臺灣歌曲被日本殖民政府禁唱，但歌曲與審查的關係最「豐富」的時間，是政府來臺灣後的戒嚴時期，即1949年5月20日至1987年7月15日。

戰後初期，政府查禁日本軍歌，也查禁許多上海流行歌，後者特別有趣的例子是〈何日君再來〉，這首歌跟政治毫無關係，但在戰爭時期被當時占領上海的日本當局查禁，因為他們認為歌曲暗示盼望國民革命軍回來，戰後中國共產黨也以同一個理由查禁這首歌。這首歌來到臺灣，被政府查禁，據說其中一個理由是歌名諧音「賀日軍再來」，而被禁唱。戰後初期，閩南語經典歌曲〈收酒矸〉與〈賣肉粽（燒肉粽）〉則是歌詞「不健康」、「灰色」、「暗示政府無能」而被查禁。在同樣的背景下，〈補破網〉作詞人李臨秋被迫加上歌詞，描寫漁獲滿船、開心圓滿的快樂結局，儘管如此後來依然難逃禁運。

1950年代末期隨著臺灣唱片業快速發展，唱片公司發行愈來愈多的唱片，到了1960年代每年發行的歌曲多到數不清，被查禁的歌曲卻也越來越多。有些歌曲查禁理由比較明顯，例如充滿性暗示與雙關語的〈鹽埕區長〉，但有很多歌曲被查禁的原因，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根本是莫名其妙，譬如文夏的〈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媽媽我也真勇健〉等歌曲，被認為描述想念媽媽或故鄉會「減損士氣」而被禁唱，更不准在廣播電臺或電視上播放（圖1）。

當時歌曲審查並不存在單一窗口，但是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簡稱警備總部）握有最高裁決權，可發函要求查禁與扣押出版品，但實際執行卻分散於不同機關，甚至黨務系統亦可能介入。這種軍政不分、多頭馬車的體制，使得審查標準並不一致，導致同一首歌可能在不同環節遭遇不同處置：可出版卻不得廣播，可在市面流通但軍中禁唱。

有些歌曲是走紅後才引起注意，事後遭到查禁。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謝雷唱紅的〈苦酒滿杯〉，遭查禁理由是歌詞「不健康」或「灰色」。根據1968年8月22日警備總部發給陸軍總司令部的函文：「查〈苦酒滿杯〉一歌，詞曲哀怨，足以混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核屬違反〈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第二條第六項之規定應予查禁，並扣押相關的出版品。」所謂的出版品包括唱片、歌本等（圖2、圖3）。事實上，這首歌早在1960年初期便已經發行，原唱者是紫薇，當時並未被禁唱，顯然是紫薇演唱的版本不夠紅，後來謝雷把歌唱紅了，卻引起政府的關注而被查禁。

當走紅的歌曲遭到查禁，唱片業者也有其因應的對策，最常見的就是修改歌名或歌詞以規避檢查。〈苦酒滿杯〉被禁後，謝雷這張原名《苦酒滿杯》的唱片改成《男人的眼淚》，專輯收錄一首歌叫做〈酒和人生〉，這就是〈苦酒滿杯〉，唱片公司改歌名後發行，繼續販售唱片。（圖4）除此之外，〈媽媽我也真勇健〉被改為〈媽媽請你放心〉，〈今天不回家〉改成〈今天要回家〉，〈向日葵〉改成〈金黃色的花蕊〉，查禁後改歌名繼續賣。不過，有時候即使改歌名還是逃不掉，鄧麗君第一張個人專輯原本收錄一首歌叫〈幾時你回來〉，警備總部發函給陸軍司令部指出「《鄧麗君之歌第一集》唱片中之〈幾時你回來〉，係查禁有案之〈何日君再來〉歌曲，應依法予以查禁」（圖5），唱片公司只好把〈幾時你回來〉換成別首歌。從前後兩版唱片封底可見，原先列在〈知道不知道〉與〈只有一個你〉之間的〈幾時你回來（何日君再來）〉，後來已更換為〈女兒圈〉（圖6、圖7）。早期審查並無固定流程，而是透過行政命令與公文往返進行補救式控制，導致標準浮動、執行密集卻缺乏制度穩定性。

1970年代：權力集中事先審查

早期查禁歌曲主要由警備總部主責，但執行的政府單位不只一個。1970年代初期，歌曲審查權限逐步移轉至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權力集中於單一窗口，查禁理由更為明確。此一轉變不僅是機關轉換，更是管制邏輯的改變。1974年11月22日中央日報曾報導「前日新聞局宣布91首國語流行歌曲因為『詞意消極、頹喪，影響民心士氣』，決定列為『禁止』之列。」（圖8）這批被禁的歌包含〈向日葵〉、〈夢醒不了情〉、〈只要為你活一天〉、〈回頭我也不要你〉、〈一條日光大道〉、〈熱情的沙漠〉、〈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知名歌曲（圖9）。不過，其中一些歌曲後來有獲得解禁，譬如李泰祥作曲的〈一條日光大道〉收錄在齊豫1982年的專輯《祝福》，甚至登上當年民生報的「國語歌曲排行榜」。

如前段所述，1970年代以前，政府查禁歌曲是反應性的，通常是待歌曲出版之後，發現有問題才予以查禁。但從1970年代後期，逐漸建立起「出版前送審」制度，新聞局要求所有歌曲在出版前需先送審，查核通過後才能發行或廣播。審查結果通常分為三類：同意出版且准予播唱、可出版但不得播唱、完全不准出版。此舉將控制時間點前移，使國家能在作品進入市場前即完成篩選。

這項制度執行到1990年，每週審查一次，通過的歌曲會蓋兩個章，一個是「同意出版」，另一個是「准予在廣播及電視臺播唱」。沒有被「同意出版」的歌曲根本不能收錄在唱片上，這些歌只能私底下（如盜版或朋友之間分享的錄音帶等）或國外流傳。還有一些歌雖然通過審查可以出版，但卻不被允許廣播，這些歌可以收錄在唱片中，但廣播電台不能播放，電視上也不能演唱，如以下所提案例。以〈為何心糟糟〉為例，其「行政院新聞局歌曲輔導申請答覆表」就同時蓋有這兩枚印章（圖10）。

民歌運動早期推動者之一──李雙澤，還沒有機會正式發行作品就於1977年逝世，只留下他跟朋友錄下的幾首歌，以及他過世後由胡德夫和楊祖珺錄下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1978年楊祖珺準備錄製第一張個人專輯時，她打算收錄幾首李雙澤的作品，結果〈美麗島〉被當局判斷是可以出版但不能廣播，理由是「有臺獨意味」。李雙澤其他的歌曲如〈少年中國〉、〈老鼓手〉等則是連出版都不行，荒謬的是，〈少年中國〉被禁的理由剛好跟〈美麗島〉相反，被認為是「嚮往中共統一號召」。導致楊祖珺的唱片1979年年初發行時只有收錄〈美麗島〉一首李雙澤作曲的歌，同年年底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以後，整個唱片因此被禁止販售。

與1950年代相比，這個時期的審查雖然仍具高度政治性，但已形成較明確的行政標準與程序，然而，審查制度當中的矛盾並未因此消除。部分作品透過修改歌詞或添加副標題取得通過，部份作品修改後得以出版卻仍禁播。這些案例顯示，雖然集中權力的審查制度形式上明確，但審查標準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與令人無所適從的「標準」。

1980年代初期，創作歌手羅大佑在歌曲審查方面也遇到不少問題，1982年至1984年他發行的三張個人專輯當中，每一張都有歌曲不准廣播。1982年羅大佑發行首張個人專輯《之乎者也》，主打歌之一〈戀曲1980〉有一句歌詞在當時唱片上的版本是「將是明天永遠的回憶」，這跟《之乎者也》海外版與羅大佑現場演唱的歌詞「將是明天創痛的回憶」有所出入，歌詞版本的差異，也反映出當時創作者在審查制度下可能的折衝與妥協（圖11）。透過將具有負面情感的「創痛」修改為中性的「永遠」，該曲最終順利發行並廣播，甚至登上當年《民生報》國語排行榜冠軍。

專輯同名歌曲〈之乎者也〉是不准廣播，臺灣版唱片上則是修改過的版本。原版歌詞是連出版都不行，只收錄在海外版的唱片中。海外版的歌詞提到「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這樣的歌詞在當時無法通過，倒不令人驚訝，但羅大佑修改後的歌詞好像暗藏諷刺：「眼睛睜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歡喜也」。總之，修改後的版本是可以出版，但還是不能廣播。1982年5月30日民生報報導的正是〈之乎者也〉這首歌：「羅大佑演唱會的後遺症，是許多電臺主持人誤以為可以在國父紀念館公開演唱的歌曲，必然可以在節目中播放，結果，有幾位主持人，因為播了羅大佑專輯內未通過審查的歌，違反廣播電視法，即將受到處罰。」

羅大佑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也有歌曲遇到審查問題。最有趣的是〈亞細亞的孤兒〉這首歌，根據羅大佑在〈我用歌詞寫日記〉（《聯合文學》，第82期，1991年8月）文中自述，通過審查的原因是因為加了副標題「紅色的夢魘，致中南半島難民」，讓審查會誤以為這首歌的主題是描寫泰緬邊境的難民，如果審查會知道這首歌其實描繪的是臺灣處境，歌曲一定無法通過。雖然歌曲通過審查，但後來仍遭懷疑，因此1984年04月中國國民黨新聞黨部委員會發函給中央文化工作會及新聞局局長宋楚瑜，要求調查「請淨化『亞細亞孤兒』歌詞」一案」、「有關羅大佑所撰「亞細亞孤兒」一曲歌詞事」。羅大佑第三張專輯《家》當中〈吾鄉印象〉、〈超級市民〉、〈耶穌的另一個名字〉等歌曲都是未通過審查、不准廣播的歌曲。《未來的主人翁》唱片A面文案也可見，〈亞細亞的孤兒〉加註副標題「紅色的夢魘，致中南半島難民」，並標示經第147次審查會通過（圖12）。

羅大佑並非這時期唯一一位遇到歌曲審查問題的創作歌手，他的朋友侯德健（〈龍的傳人〉創作者）1982年秋天發行首張個人專輯《龍的傳人續篇》，收錄的歌曲〈 未來的主人翁〉（跟羅大佑的歌曲同名，但詞曲題材都不同）對傳統教育進行批判，也是不被允許廣播的歌曲。1983年6月侯德健過境香港前往中國，當時兩岸尚未開放交流，因此侯德健被政府認為是「投匪叛國」者，被列入黑名單，他所創作的〈酒干倘賣無〉從蘇芮同一個月發行的唱片上刪除（海外版與盜版還是有收錄），而他作詞的〈你是我所有的回憶〉在唱片文案上則被改成李泰祥所作的詞曲（圖13）。

解嚴後：制度鬆動與民主多元

在制度最完備的1980年代，新聞局歌曲審查制度對主流流行音樂的出版與廣播影響很大，但仍有未送審或未通過審查的歌曲其他管道流通，甚至完全逃避國家管制的審查制度，雖然沒有送審就無法在廣播電臺或電視臺上播放，但他們還是有機會成為非常暢銷的歌曲。這些歌曲通常是小公司出版，透過夜市擺攤等方式宣傳，有時候比主流流行歌曲還更受歡迎。其中一個例子是原住民傳唱歌曲〈可憐落魄人〉。

〈可憐落魄人〉是由卑南族歌手鄭曉玉和陳明仁唱紅之後，成為1981年與1982年臺灣最暢銷的歌曲，1982年6月20日民生報的報導說「根據市場調查，最近最暢銷的歌曲，其實是〈可憐落魄人〉與〈楚留香〉二首。前者未申請出版登記……總銷售量各為五十萬卷（錄音帶）以上。」1984年紅遍臺灣的閩南語歌曲〈舞女〉也是沒有通過審查但成為當年超級暢銷的歌曲。

1980年代中期仍有因為審查問題而被迫修改歌詞的流行歌，如1985年發行的〈忙與盲〉與〈未來的未來〉（原名〈模糊的未來〉）。1987年解嚴後，雖然審查制度一直到1990年才結束，但審查制度放寬不少，有些曾經被查禁的歌曲開放了（圖14），不少未符合規定的歌曲反而在這時期可以通過，如黑名單工作室1989年發行的《抓狂歌》專輯，只有〈抓狂〉和〈計程車〉無法通過廣播的審查，但充滿政治色彩的〈民主阿草〉反而通過。根據黑名單工作室團員之一陳明章回憶，雖然當時他們的歌曲還是被電臺全面封殺，但專輯仍可通過審查，顯然時代已經開始改變。

整體而言，戒嚴時期的歌曲查禁制度並非一成不變。早期屬於軍事動員體制下的多頭反應式管制，後因產業擴張逐漸集中由新聞局主導，建立事前審查機制。正是在這樣的權力變化過程中，才會出現「同一首歌在不同環節被不同機關攔截」的現象。制度從鬆散而密集的軍事監控，轉為集中且程序化的行政審查，戒嚴禁歌史，不只是流行音樂的插曲，其反映的更是一個威權國家如何迫使文化為政治服務，國家權力如何制度化進入文化領域的過程。

解嚴天數終於超越戒嚴的今天，審查制度早已落幕，雖然警總的審查機制曾盤據在臺灣人心中許久，但所幸隨著民主化進程，近20多年來，創作環境已經截然不同，臺灣流行音樂發展逐漸獲得自由創作的空氣，創作者越來越可以安心自在地發揮。回首過去，如果沒有這些壓抑創作、箝制思想的過往；沒有戒嚴、歌曲審查和禁唱的年代，臺灣的流行音樂或許能更早爆發出多元、精彩的火花？今天的風景會不會變得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