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與原住民的關係

居住在臺北市的市民對於「石牌」這個地名應該不陌生,這個地區不僅有著名的榮民總醫院,更因為是進入早年溫泉之鄉~北投的必經之地,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聽過這個地名;但是為什麼此地會叫「石牌」呢?其實是有一段與原住民有關的故事……

◎作者: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副組長 謝焰盛,摘錄自《檔案的故事》
(臺北市:檔案管理局,民91),
頁 59-62。

 

居住在臺北市的市民對於「石牌」這個地名應該不陌生,這個地區不僅有著名的榮民總醫院,更因為是進入早年溫泉之鄉~北投的必經之地,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聽過這個地名;但是為什麼此地會叫「石牌」呢?其實是有一段與原住民有關的故事。

話說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初期以臺灣南部為發展重心,包含府城(今臺南市)及打狗(今高雄市)等地,至於臺灣北部及鄰近原住民所居住的山地的開發與經營,仍然沒有明確的政策。後來,因為漢人漸漸自大陸沿海移入臺灣,對於土地的需求越來越高,所以漢人不斷地拓墾土地,相對地,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日益縮小,以致於嚴重影響原住民的生存,導致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衝突不斷發生;加上部分反對清廷的人或盜賊潛逃到原住民地區窩藏,山區便成為治安的死角,所以在康熙六十一年(西元1722)開始,清廷禁止漢人開墾原住民的土地,並採取沿著山隘入囗豎立石碑的方式,以分界漢人及原住民的生活區域,同時嚴格禁止漢人進入原住民地區。後來,清廷在臺灣南北各地共五十四處分別立有界碑,同時也造冊繪圖,以便稽查。為了徹底執行此一立碑區分漢人與原住民的隔離政策,要求地方官員貫徹巡查,對於私買原住民土地的漢人,均加以嚴懲。

清乾隆五年(西元1740)前後,漢人在北投一帶建立村莊,其中以來自漳州之賴姓、魏姓及謝姓等三姓為主,墾植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奇哩岸(今日北投區石牌地區),所以,淡水廳志檔案記載:「淡水開墾,自奇里岸始。」但是由於土地的開墾問題,漢人時常與居住這個地區的北投社、奇哩岸社原住民(主要為凱達格蘭族群)發生衝突,當時清朝政府為了防止爭端,並執行清廷的保障原住民政策,時任淡水廳地方長官的曾曰瑛先生,基於職責所在,遂在石牌庄及磺溪庄的漢人及原住民交界處,勒石為界址,規定漢人及原住民均不得越界滋事,這些作為在淡水廳志中留有紀錄。

曾曰瑛先生所立的界址碑,其內文為「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甲歸番管業界」,據說,淡水、北投地區共有五塊,但目前僅存留一式二塊,一塊立於石牌派出所之庭院,高1.18公尺,寬0.35公尺,厚0.25公尺,另一塊則輾轉遷移到臺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的碑林內,這也是今日「石牌」地名的由來。所以,曾曰瑛先生所立的界址石碑,應為臺灣北部地區目前所知之勒石時間最早的古碑,距離今日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歷史。

在臺灣地區,清代區分漢人與土著之間的土地與生活範圍的方法很多,除了立石碑外,另外也有以挑溝堆土以及在地圖上畫半紅線的方式,以有形及無形的界線來區隔。如果以設立時間之先後來說,立石碑為先,築溝設土牛的方法,則是乾隆二十六年(西元1761)以後的事。例如:臺中縣石岡鄉的「土牛民番地界碑」,利用挑溝堆土,名曰「土牛」,並立碑記事,即是乾隆二十六年所立。土牛、土牛溝等方式,從北到南,延行全臺,但是目前只有分布於桃園、新竹一帶的土牛溝遺跡,依稀可見。

從立石碑到挑溝堆土,它的目的不僅是在避免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特別是禁止漢人私自購買原住民土地的做法,主要是要保護原住民的基本生存權,雖然這個方法不見得能有效地禁止原住民售賣土地和典借田園給漢人,但卻顯示出清廷保護原住民土地權的決心,以及維護漢人及原住民交往秩序的用心。難怪已故的古蹟研究大師林衡道教授生前屢次提及:清代「撫番」政策,保障不同族群權益的用心,值得我們多多反省、學習。

 
 
居住在臺北市的市民對於「石牌」這個地名應該不陌生,這個地區不僅有著名的榮民總醫院,更因為是進入早年溫泉之鄉~北投的必經之地,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聽過這個地名;但是為什麼此地會叫「石牌」呢?其實是有一段與原住民有關的故事……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