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巧遇記
與人相遇講緣分，但研究者與史料檔案的相遇也得靠機緣？為何清代台灣的地方公文書會出現在日本長野縣的「豪農」家中？且讓「史料巧遇記」道出這一段史料奇緣……
◎作者：黃紹恆，摘錄自《檔案的故事第三集》(台北市：檔案管理局，民94)，頁9-14。
好像有個保險廣告說「世事多變化，對人還是要好一點」，有時想來，研究者與史料檔案的相遇全憑機緣，誠然多變而難料。當然這話說得玄妙，以下批露些個人的經驗，權將名之為「史料巧遇記」。
由台灣及日本歷史研究者共同組成的「台灣歷史史料研究會」於2003年10月24日起三天與政大經濟系合辦「第三屆台灣總督府文書講習會」，邀請兩國學者分別就專門課題進行密集講授，其中擔任「戰後日本史料保存的發展沿革及今後的課題」講座的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教授高橋實，在課餘間展示一些他在長野縣調查史料所拍的相片。令人訝異的是這些史料相片居然是清代台灣的地方公文書，大致看來，最早可追溯至嘉慶，最晚可到光緒年間馬關條約簽定之後。當時在場的所有人的心中有個共同疑問，就是這些清代台灣的地方公家檔案為何會在看來與台灣毫無關係的長野縣「豪農」家中出現？以此為契機，2004年1月，由研究會成員4人，包括會長吳文星、檜山幸夫（中京大學法學部）、黃紹恆、東山京子（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在高橋教授的引導之下，組團前往長野縣中野市參訪調查前述之台灣史料。
山田家位於日本長野縣中野市「江部」地區，其祖先據言為戰國大名武田信玄之部將，1582年武田兵敗滅亡後歸農，落腳於江部地區，惟並無直接的史料可證明此說。江部位於千曲川畔，自古河川氾濫因而仍留有許多未開發河川地，給予山田家開闢新田以發展家業的有利條件。德川江?時代的「延寶檢地」（1674年），山田家已是當地有數的地主，尤其兼具釀酒的利權，說明其家業經營之興隆。此時在社會地位方面，山田家已屬於該地區的支配階層。總的來說，山田家的財富可說有兩個來源，第一是「年貢米」的買賣，第二是釀酒。而山田家的土地有很多可說是在貧窮農民急難，不得已尋求山田家的金錢協助的情形下取得。據研究者言，這種土地買斷有很多是出於恤貧救苦的動機。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山田家在權衡土地稅負擔及土地獲利率，仍繼續積極地收購土地及與此關聯的資金融通。不過，近代以降的山田家除上述傳統的家產經營外，亦開始對有價證券進行投資，山田家在這方面的投資活動，間接支持了明治期該地區新興的生絲業。
嚴格地說，山田家並無本文所謂的台灣史料，戰前山田家曾持有若干在台灣設立的企業所發行的股票，但是基本上可說與台灣沒有任何直接的關聯。我們在台灣所見到的台灣史料相片，其實是山田家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一張「澀紙」，而此「澀紙」並不在上述調查的文物之列。也因此此次台灣史料的發現，誠屬偶然。所謂的「澀紙」，為塗上「柿澀」的紙張，而此「柿澀」則是由尚未熟成可食的柿子取得的汁液，經過處理再將之塗在紙張上，可得防水的效果。在塑膠布尚未發明之前，「澀紙」曾廣為日本社會所用。
調查對象的「澀紙」只有1張，面積則有8張榻榻米之大，兩層。裏層由載有清代台灣地方公文書內容的棉紙，即本文所言的台灣史料，表層則由載有新潟縣、橫須賀等地的地方公文書的棉紙黏貼而成。大致查看這些台、日地方公文書的內容，皆散亂零碎而不成系統，因此所能夠傳達的歷史訊息有限。
儘管如此，山田家的台灣史料之所以會「出土」，可說是一連串巧合的結果。高橋教授會發掘到山田家的台灣史料，第一是其參與所奉職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與長野縣中野市教育委員會的共同研究計畫而得見這些史料；第二則是他也很偶然地在過去數年曾參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與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進行的「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計畫，對台灣的歷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然而，又很偶然地他又在上述講習會擔任講座來到台灣。不過，這些清代台灣史料是在如何的情況下被帶到日本，而且以「澀紙」的方式進入山田家？
根據戰前的日人著作，言日本接收台灣時遭到住民武裝的抵抗，戰火往往波及戰事發生當地的政府機關，因而能夠留下來的清代台灣地方公文書也就不多。話雖如此，清代台灣地方公文書的確有相當數量是被接收下來，未必全部遭到焚毀破壞。姑且不論現存於台大的「淡新檔案」，至少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合編的「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6卷（1999年4月）所載「明治三十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21卷的第9號檔案「元台中縣舊記書類引繼」（213-240頁），也還可看到日治初期清代台灣中部地區的公文書確實是被台灣總督府接收下來，只是僅從目錄是無從判斷是否全部接收、台中縣廳是否全數移交給總督府。
有關山田家台灣史料的來源，由於目前台日兩國的學術界並不明瞭台灣總督府如何處理清代台灣地方公文書，因此眼前也無法做出合理的說明。高橋教授認為該「澀紙」既然非山田家自行製作而由外購取得，再加上係由台、日地方公文書黏貼而成，因此他猜測應有專門的故紙業者收購各地的棉紙，作成「澀紙」後在各地兜售。清代台灣地方公文書與新潟、橫須賀公文書會粘在一起，則純屬偶然。而且，如果這個猜測是正確的，則這個業者是否可說掌握到很多這方面的文書。換句話說，清代台灣地方的公文書籍有可能以「澀紙」的方式，散落在日本其他各地，山田家只是其中一例，而且很巧合地為識者所發現。至於其背後所隱藏的交易網絡，當天在場的中野市教育委員會教育長本山綱規，則提示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中野地區有許多商品是由新潟地方搬運過來，但是這張「澀紙」是否就是由此途徑進入山田家？
總之，由於所能掌握的既有知識過於有限，反而賦予吾人莫大的想像空間，值得再進一步的推敲、考證。然而此次的山田家台灣史料的巧遇，不僅說明了檔案史料極有可能是以超乎吾人常識的方式出現，然而既是如此的不可預知，亦說明了一切全憑機緣，無可強求。